2015养老金保险最新消息：财务制度的近虑远忧 养老保险财务困境

　　财务制度的近虑远忧

　　说一说美国社会养老保险的情形，就知道我们的问题了。美国的人口预期寿命是78.8岁，用于养老部分的费率只有10%，雇主雇员各出一半。美国的退休金替代率一直在40%左右，除了退休者本人以外，没有退休金的配偶可以终生拿其一半的养老金，残疾人可以从中拿终生的年金，退休者的未成年子女可以拿年金至成年。

　　上世纪70年代，美国人天天说自己的养老制度要破产，90年代说到2032年养老制度要破产了，现在又说养老制度到2042年要收不抵支。而事实上从1983年美国将保费提高到目前的水平后，年年都是收大于支的，养老金结余由1997年的390亿美元上升到了2014年的2.8万亿美元，政府的补贴少到可以忽略不计。

　　中国的人口预期寿命是73.8岁，比美国年轻，可制度赡养却同美国一样，费率则比美国高太多(企业缴费20%，进入社会统筹，个人缴费8%进入个人账户)。中国的养老金替代水平与美国相仿，可养老保险的收支状况却是让人忧虑。

　　许多人很乐观，说养老保险有滚存结余，所以近期财务状况良好。可是却忽视了制度希望积累起来的个人账户资金却被挪用去发放当期养老金。

　　个人账户的负债，即所谓“空账”，在2013年为3.1万亿元，当年全国累计结余仅为2.8万亿元，制度整体为负债。这就好比说一个人口袋里有10元钱, 可他还有一张11元的欠条在别人口袋里。

　　2014年，不考虑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已经有22个省市当期养老金收不抵支。2014年保费征收2.03万亿元，同比增长9.7%，而当年养老金支出达2.18万亿元，同比增长17.8%，支出的增长速度高于收入增长速度8个百分点，即期收支缺口达1500多亿元。

　　长期看问题更严重。最近浙江大学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如果中国不对养老制度作任何变革，2015年至2050年，全国养老金收入将从2.03万亿元逐步增加到24.31万亿元，年均增长7.36%，支出从2.18万亿元增加至45.07万亿元，年均增长9.04%，年度收支缺口将从1536亿元扩大到20.76万亿元。至2023年后，不再有滚存结余，到2050年，积累征收与支出缺口将达到当年GDP的31.21%。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财务困境的内外成因

　　只有了解了养老保险财务困境的原因才能对症下药。

　　先说外因。造成这种状况的外部原因，是政府没有承担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以及完全的代际转移支付向部分积累制度转型的成本，这些成本都由目前的参保人通过缴纳保险费来承担了。

　　当年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数以千万计的国有企业职工以较少的义务进入新制度并获得保障，虽然财政对新制度给予了一部分补贴，但却远远不足，所以当下正在工作的一代人承担了这一转制成本。政府对“老人”和“中人”的责任边界不清楚，本应由政府承担的责任，却由养老保险这个共有产品的主体在负担，这是问题的部分原因。

　　上世纪50年代建立的退休金制度其实是企业内部的代际转移支付制度，而现行的制度是部分积累制度，即希望目前的工作人口既赡养已经退休的老人，同时又为自己的老去做部分的准备。

　　这种转型是有成本的，而成本本应该由政府承担，但由于没有很好的制度安排，当缴费不够支付已退休人口的养老金时，预期积累的个人缴费被用于当期支付，导致个人账户空账运行。个人账户没有资金，所以只能记入一个很低的利息率(一年期银行利息率)，从制度建立以来，社会平均工资以14%左右的速度增长，而个人账户记息率只有不到3%，个人账户的资产相对社会其他资产越来越少，这是退休金下降的另一部分原因。

　　虽然财政从2000年就开始由少到多补贴养老保险制度， 2013年，财政的补贴达到当年制度收入的13%，但是上述的两个转制成本已然是一笔糊涂账，没有人说得清这笔补贴是不是足够履行政府的义务。

　　再说制度的内因。在现有的制度结构下，我们既想要公平，又想要效率，就将具有共有产品性质的社会统筹和具有个人所有制性质的两个账户绑在一起，谓之“制度创新”。个人账户记息率过低，导致养老金水平下降，社会总福利也在下降，即有人受损，无人获利。

　　这种混合制度模糊了政府和个人责任的边界，当退休人口早逝，账户还有资金时，子女可以继承，相反，当人还活着，个人账户资金发放完后，社会统筹将继续补齐这部分养老金，公平和效率尽失。

　　另外，制度设计设置了高费率，同时却降低了其他门槛，强调一致性而忽视了中国初次分配存在较大的差距;忽视了城镇正式部门和非正式部门收入在数量和稳定性上存在差异性，希望用一个制度覆盖全部就业甚至是非就业人口。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原本是为有雇主的职工设计的。1997年时雇主雇员共缴费为工资的20%，但因收不抵支，2005年费率被提升到28%。同时为了“广覆盖”，鼓励自雇者和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另为他们设计一个费用为20%。

　　除了费率之外，其他进入和获取养老金的条件都很低，缴费基数为社会平均工资的60%、缴费年限为15年，退休年龄还是一如既往的女性50岁、男性60岁(在计划经济下的退休金工作年限要求是30年，更不用说发达国家除了美国外一般要求缴费年限为30年-40年，退休年龄男女多为65岁)。这引发的问题是部分参保人义务太轻，与养老金权益严重不匹配，导致部分人主动或者被动以低门槛参保，道德风险产生并影响了公平性。

　　由于管理水平不够，费率是透明的，但费基是不透明的，高费率引致人们在费基上逃避，因为存在两个费率标准，一部分小微企业的雇员雇主合谋以20%的费率而不是28%的费率参保，这些行为不仅影响了保费收入，也增加了制度的不公平性，老老实实缴费的人是吃亏的，“搭便车”的人是占便宜的。所以政策费率很高，实际缴纳的保费与工资基数比，大约只有18%左右。由于工资收入的不透明，非正式部门的参保人可以选择最低的费基，当然还可以选择最低的缴费年限和退休年龄。

　　在现有的制度设计下，当有太多的人在缴费环节有机会选择较少义务，而在支付环节倾向于向上看时，制度的收不抵支是必然的。

　　在发达国家，道德风险相对较少，在中国，劳动收入的非工资化和非正式部门劳动收入的现金化，则使得这种道德风险成为普遍现象。

　　比如，北京是市级统筹(相当于省级统筹)，为了照顾郊县的覆盖率，其最低缴费基数为社会平均工资的40%。一个郊区的数据显示，2006年到2014年的退休人员中，60%以上的人是以40%以下的社会平均工资作为缴费基数的，90%的人员缴费基数在社会平均工资以下，这显然不符合收入的实际情况。

　　同样一批人，2006年那年退休的，平均缴费和视同缴费年限为28年，2014年退休的人这一指标下降为24年。太多的人以过低的缴费基数和缴费年限、最早的退休年龄获得养老金，是在职一代负担过重，退休一代养老金水平和财务不可持续的原因。